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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论文范文

保险业论文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1篇

1.汽车维修行业的准入没有严格把关。虽然国家制定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并按不同的标准将其分为三类,但实际操作中,很少有完全符合要求的,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无证经营的维修厂。其中,第三类的维修企业约占所有维修厂的6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又是路边小店,这些小店投资较少,缺少正规的技术人员和专业检测设备。在这种汽车维修环境中,消费者无法判断维修厂的维修情况,在没有熟人也没有专业人士给予指导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价格偏高的特约维修厂或者4S店售后服务站。

2.汽车整车价格不断下降,但其零部件价格并没有随之下调。整车企业对其售后服务市场特别是零配件价格控制与配件的来源有不同的政策,并对外界同行实行封锁,汽车关联企业和机构之间普遍缺乏诚信和合作共赢的意识。即使是同一种车型,其零配件价格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就给保险公司准确、及时定损增加了困难,致使保险双方难以协商。而且,保险公司是以汽车新车购置价作为车损险足额保险计收保费的,而理赔时要按照相对高价的零配件计算赔付,其经营效果自然是雪上加霜。零配件价格偏高和价格信息不透明也造成汽车维修质量不高、维修成本上升、道德风险时时发生。

3.保险公司车险理赔成本和风险居高不下。《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这有可能致使保险车辆事故失去第一现场,增加了保险公司查勘、理赔的难度,被保险人伪造事故事实的可能性增加,车险赔付率上升。另外,保险公司为降低过多的小额赔付,缓解服务资源压力,引入“免赔额”的规定,但无论被保险人选择免赔还是不计免赔,其实际交纳的保费都提高了,“免赔额”规定遭到保户的围攻,随之,社会上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出险率高而单次车损金额少的保户故意破坏车辆,放大事故,打通维修厂列出假清单,以得到保险赔偿。

二、美国的汽车维修连锁做法及借鉴

在美国,NAPA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它是全国汽车零配件协会的缩写。NAPA维修店的技术人员都受过专业培训,素质较高,拥有各种级别的汽车服务资格证书。NAPA能根据汽车维修养护技术的更新而不断为技术人员举办各种业务培训班,各维修店设备先进,维修车辆速度快、质量好、价格公道,深得广大驾车者的青睐。NAPA的成功显示了连锁经营模式的强大优势。首先,连锁经营的规模化确保了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的优势。其次,管理现代化、集约化有效地兼顾了经营成本和市场需求。再有,品牌统一化树立了整体信誉。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汽车维修服务的连锁经营是我国汽车售后服务的发展方向,但从现有的汽车销售连锁业来看,多少显得尴尬。连锁的首要条件是统一采购。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家连锁企业有强大的自有资金或融资实力买断厂家的产品资源,然后再输送给各连锁终端。因此,在价格上,连锁企业只能同厂家的特约经销店一样享受厂家制定的“统一价格”,根本无法控制连锁店的零售价格,从而也就不具备优势。

三、关于改善汽车维修和保险公司状况的几点建议

1.我国保险业引入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免赔额”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的小额赔款数,节省了服务资源。但在我国总体交通秩序混乱,个人安全意识薄弱,地区差异显著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免赔额”制应按被保险人的不同状况如年龄、性别、职业、诚信、居住环境等设定不同的免赔额度,如500元、400元、300元等,并可根据双方的约定来调整。另外,保险业在做出某些重大措施调整时,应广泛征求社会各部门,各界人士的意见,确保稳步提高。

2.被保险人应该增强汽车保险方面的知识或者向专业法律人士咨询后再与保险公司签定和约,不能总到事后觉得上当受骗,又无能为力。例如,私家汽车保险条款规定“以自行修车、协议方式赔偿的汽车,其修复验收合格后,被保险人应通知保险人进行检验。否则,该车在下一次事故发生时的同一部位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实际生活中有很多车主在某些不正规的汽车维修厂维修,之后并不知道让保险人检验,等车下次出了问题就得不到赔偿。

3.政府要重视我国新兴的汽车维修连锁业,从资金、技术、人才上给予大力支持,规定汽车相关零件统一货源,保证质量,建立优质的品牌,树立好整个维修行业的榜样,才能逐步建立汽车维修行业标准。当一种服务品质的标准深入人心后,那些不规范的小企业会自然被市场淘汰。当然,这必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4.保险公司的汽车理赔服务应更加透明化,专业化。例如,定损和实际理赔情况都应有详细的清单,对两者的数目差异要向被保险人加以说明。对由于查勘、定损错误给被保险人造成不便或损害的要给予说明、道歉和赔偿。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2篇

信息的保障体系是保险行业的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信息保障体系中,文献信息、信息技术、需求分析、经营管理、情报研究这五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于对方,接下来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1.需求分析:第一点,保险公司要对自身和保户的信息进行归总;第二点,要想明白公司的发展方向、利弊等关乎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就必须由专门的情报研究人员,结合自身的资源对社会需求进行分析,不但可以及时的解决问题,而且也可以说是未雨绸缪。

2.文献信息:文献信息的建设发展有赖于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在保险公司内部应当设立档案室或图书馆,目的是为了向情报分析工作人员提供分析材料,及时的了解保险行业的动态,以便让大家开展深入的分析工作。

3.信息技术:关于信息技术的主要工作是加强信息共享的机制,在系统开发的工作项目中应当具备长远的目光,在对IT工作进行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的机制。

4.情报研究:情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应对国际竞争。因此要求情报机构具备宏观的商业性咨询要求,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定时对情报进行深入的研究,为保险行业提供发展和竞争相关的研究成果。

5.经营管理:注重信息战是经营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信息战不仅仅作用于信息化建设,而且信息战还对信息化建设有着导引作用,因此,信息战略就是长久的发展计划。信息战的战略部署需要具有精准、深广的信息为第一基础工作。信息战略部署这项工作,必须依赖情报研究,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三项工作。在信息战策略得到运用以后,还需要进行分析、调整以及确立发展的方向。

二、信息保障体系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1.信息保障这个体系里,需求的分析是基础,也就是说需求分析是信息保障的前提。分析专家或者说是情报员必须了解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在此之后再了解本公司的实际需求,这样一来才能很好的解决核心问题及其相关的诸多问题,才能够使得情报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在整个体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2.就经营管理和情报分析以及需求分析三方面来讲,信息技术建设和信息资源是它们三者的支撑。需求分析这个环节中间,保险公司要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已经获取的信息资源,为情报研究机构提供具有实际作用的需求,为情报分析工作打下基础。情报研究工作期间,通过分析研究机构,以信息技术以及信息资源对保险公司现有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从经营管理这方面工作来讲,保险公司必须及时的了解最新的信息,合理的运用信息技术。总体来说,情报研究、经营管理、需求分析三方面如果脱离了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将无法开展工作,更无法与外来保险企业进行竞争。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3篇

(一)保险投资与新能源产业可实现良性匹配新能源产业是一个经济效益好、成长性高、关联度强的新兴产业,以风力发电为例,从全球经验来看,近十年来,风力发电能力翻了一番,据预测,在未来二十几年内,世界风能市场每年将递增25%。我国西藏等地区孕育着极其丰富的风能资源,伴随着近年来我国在风力发电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西藏地区即使在没有获得政府任何补贴的情况下收益率也可达到21%。2010年,河北建投集团新能源公司风电项目就已经开始试行保险债权投资计划,该计划投资规模为13亿元,期限七年,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采取浮动利率,票面利率为起息日适用的五年期以上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下浮13%,这一举措是利用市场化方式,利用多种债务融资工具,采用多渠道融资的大胆尝试,低成本利用保险资金,拓宽了该企业的融资渠道,为集团公司的快速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保险投资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包括“安全性”和“收益性”,同时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庞大、长期性特点,投资新能源新兴产业,实现两者有效的结合,既能有效发挥保险业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又能够推动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让全民共同分享清洁能源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随着监管部门保险投资的新政不断出台,保险业将进一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助推器”

(二)保险可以为新能源产业提供专业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新能源生产技术含量高,生产过程较复杂,涉及到的风险种类也具有多样性,新能源生产的风险管理尤为重要,在生产中一旦发生风险,极有可能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大范围的伤亡和损失。因此,与其他行业相比,新能源工业更加需要专业性的风险管理服务,为其提供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案。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保险业为能源工业提供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为其发展充分的发挥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有许多保险产品就是针对能源工业的风险量身定制,许多风险管理技术是为能源业不断提高创新。在我国,保险业在改善能源工业风险管理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在核电站建设及核电生产中、在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建设及海上石油生产中、在重大水电和火电项目建设中,保险业都积极利用自身风险管理优势及专长,为能源企业提供风险管理的个性化解决方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新能源业的发展。

二、保险助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保险资金将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作为投资重点随着保险投资渠道的逐步放开,政府正逐渐放松保险资金运用限制,政策鼓励保险资金进行新能源产业投资,保险业必然要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新能源行业作为投资重点之一。保险投资可以依托风险投资公司,以个名义在新能源项目的创意期或初创期以股权投资方式进入,可以采用风险投资、私人股本基金投资、股权投资、资产融资、兼并与收购等多种方式。

(二)保险企业为新能源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风险管理方案1.扩大环境责任险承保范围我国的新能源产业由于处在起步阶段,技术的不完善不可避免的对环境造成污染,而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有关责任赔偿的法律纠纷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现阶段的环境责任险主要针对突发事故所造成的第三方损失赔偿,对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环境风险则不在承保范围,但新能源产业中的风能、光能则与自然风险密不可分,现行的环境责任保险范围较窄,无法满足新能源企业的风险规避需求,因此保险企业在设置此类产品时,可以以突发事故的环境风险为主险,对涉及自然风险类的可开办附加险,并适当丰富险种类型,从而满足新能源企业对环境责任险的承保类型需求。2.更新涉及新能源行业的企业财产保险产品面对新能源行业的不断发展,保险企业需要不断深入研究新能源行业的特殊风险,有针对性地提供行业风险管理方案,从而更充分的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通过创新产品,满足新能源行业发展对保险的需求,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针对新能源行业的保险产品,现行的绝大多数企业财产保险产品只涵盖了风电企业,却没有专门针对太阳能发电企业的财产保险产品,并且这些产品只能防范风电和太阳能企业面临的基本财产风险。保险企业虽然在相关产品进行了更新,但市场需要更多的适合新能源企业的保险产品。保险企业可以借鉴国际知名保险企业成功解决方案的经验,建立新能源行业客户风险及损失数据库,尽快培养精通风电及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行业的承保和理赔的专业人员,准确把握新能源行业的风险状况和保险需求,在全面了解风电场或太阳能电站一般风险和产品质量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基础上,合理设计承保方案。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4篇

就国外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而言,在理论研究中,Banerjee和Newman[2]的研究成果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负相关,Galor和Tsi-don[3]等人的研究则发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正相关。实证研究领域,大部分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负相关,如Deininger和Squire[4]。国内研究方面,王少平[1,5]等,分别研究我国的泰尔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异质性的面板协整关系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非线性关系。关于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并不统一,尽管大部分文献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不容忽视,也有一部分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最新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超越线性关系的非线性关系。就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文献而言,Greenwood和Jovanovic[6]认为金融发展使得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规律;Ghatak和Jiang[7]的研究意味着金融发展降低了收入差距。在实证研究领域,Li,Squire和Zou[8]的研究显示金融发展降低了收入不平等;Mookerjee和Kalipioni[9]发现其与收入差距具有稳健的负相关关系。国内研究方面,陶珍生[10]的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显著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保险业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却少有涉及,只有粟芳[11]的研究运用跨国数据考查了收入差距对保险业的影响,而非保险业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金融发展能否改善收入差距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很多实证研究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分地区或跨国等类型的数据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社会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和贫困的减少,但是受到数据的局限性,以及各类实证研究存在自身的缺陷,目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有待深入研究。邵全权[2-3]的研究梳理了保险业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保险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就保险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而言,可以将保险业的影响划分为保障效应和增长效应。随着农村地区保险意识的深入和“三农”保险产品的普及,可以预见广大农民群众持有的保险资产也会越来越多,进而改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现代控制论引入,建立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NLDS),通过线性二次型最优控制方法、比较不同条件下最优控制方案,得到最为适合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控制方案。虽然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动态经济系统也会具有相应的影响,而寿险业和财险业对该经济系统的联合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NLDS最优控制模型的构造

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会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既有积极正面的,也不乏消极负面的。而这些相互影响关系通过GDP增长率(g)与城乡收入比(y)之间的非线性动力关系体现,存在于微分方程组的结构与系数的符号之中。借鉴赵果庆[14]、周文[15]等的研究,我们不妨假设GDP增长率与城乡收入比存在自我发展机制、相互影响关系以及溢出机制三种主要的关系,将二者的动力学方程表达。式(1)中,f1(y),f2(y)表示当二者没有传导机制的情况下,y和g相互并不影响,按照其自身具有的规律发展,表示二者各自的演化规律。g1(y),g2(y)表示在y和g的相互作用中二者各自得到的效应,这是一种需要二者具有明确的相互影响才能体现出的间接作用。h1(y),h2(y)表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包含同向影响的挤入效应和反向影响的挤出效应的溢出机制。采用双Logistic函数将(1)式三种抽象函数具现化为NLDS1系统。在(2)式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保险业发展,分别为寿险业与财险业保费增长率(li与nli),对NLDS1系统实施直接控制,(3)式为包含自我发展机制、相互影响、溢出机制及控制机制四中效应的在受控情况下y与g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在寿险介入与财险介入控制的情形下分别为NLDS2和NLDS3系统。在NLDS系统的线性二次型控制问题中,目标是将经济增长g与城乡收入差距y控制到要求的水平,状态向量x(t)表示上述经济变量与要求的水平的差,控制向量u(t)表示一组策略变量,因此控制的目标是使状态向量x(t)尽量趋向于0,该功能由xTQx实现。如果系统能控,控制时间与控制力度负相关,控制力度实际上不可行或需要较高成本,且由于线性模型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近似,过大的控制作用可能造成线性方程失效,为控制u(t)取值过大设置uTRu项。Q矩阵主对角线元素衡量对y和g趋向目标的不同重视程度,R表示为实现控制策略u所付出的代价。理论上通过选择适当的Q和R加权矩阵可以实现上述目标的较好的折中。

三、NLDS实证模型

鉴于月度GDP增长率数据的缺失,我们采用季度数据进行估计。由于保险业保费月度数据从2004年7月开始公布,我们选取2004年第4季度到2013年第3季度的数据作为样本。GDP增长率数据(g)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数据(y)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通过计算城乡收入比来衡量收入差距;寿险保费增长率数据(li)与财险保费增长率数据(nli)、以及产寿险结构数据(istru)由中国保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我国GDP增长率、城乡收入差距和保费增长率的变化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只有当NLDS模型中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下,系统才具有非线性关系。本文应用ADF方程对NLDS模型中各变量进行单位根和单整检验,表1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ADF统计量均大于10%水平的临界值,为单位根过程,但是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均为小于1%水平临界值的平稳序列。即y,g,y^2,g^2,gy,li和nli均为一阶单整变量,理论上都应该进入NLDS模型。根据理论模型推论,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和保险业发展之间会存在各种线性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但是在这些关系中并非所有关系都是显著的,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我们根据各变量5%的水平上建立NLDS模型(表2)。表2中6个方程的调整可决系数和DW值较为合理,可以判断其残差序列为没有明显时间趋势的平稳序列,对其进行的EG平稳性检验(表3),EG方程包含一个滞后项与常数项,由EG统计量的P值可以判断ε1-ε6为平稳序列,也说明NLDS1———NLDS3均为协整系统,GDP增长率、城乡收入差距和保费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上式表明,NLDS1具有多重系统属性:首先,鉴于NLDS1具有y和g的二次项和交叉相乘项,说明该系统具有较强的非线性系统特征;其次,dy/dt方程表明g、g^2的组合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调节其速度的功能,且作用是较为复杂的,该影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效果为正还是为负取决于g、g^2的数量关系;最后,dg/dt方程表明y对GDP增长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会相应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在NLDS1模型中令dy/dt=dg/dt=0,解出4个均衡点,除去y=g=0和包含虚数部分的两个点外,其中有意义的均衡点为E=(2.26,44.39)。2004年以来我国季度城乡收入差距与GDP增长率(未进行物价指数调整)的平均值为(2.96,16.25),可以发现,最优点的城乡收入差距低于平均值,GDP增长率高于平均值。该结果表明,我国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和GDP增长率的NLDS1长期处于次优状态。

四、基于保险发展与结构的经济增长

与城乡收入差距最优控制1.基于寿险发展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最优控制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值大概保持在3:1,考虑到我国长期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依赖特点,不适宜将目标城乡收入差距直接控制到最优点,我们将目标城乡收入设定在略高于最优点的2.5;十二五规划中将GDP增长率目标定位7.5,我们采用该目标作为GDP增长率的控制目标。在寿险业发展li的作用下,我们将表2中NLDS2转化为。相对比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NLDS1,NLDS2表明在寿险保费增长率li的作用下,GDP增长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系统动态机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dy/dt方程中各变量只是系数发生改变,符号并未变化,GDP增长率仍然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其次,dg/dt方程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GDP增长率的影响通过y^2和gy两项共同起作用,由于符号不同,因此其总体影响也将根据所选择的数据有所差异;最后,li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推动作用,但对GDP增长率有抑制效果,就其影响强度而言,li对g影响的程度要超过对y影响的程度。因此,通过控制寿险业发展li能够实现y与g向预期方向调整。因此,就NLDS2而言,通过调整Q和R并不能很好起到改变各变量趋于0的时间和控制力度的作用,需要对方案1进行改进。在此引入闭环系统稳定度α,即尽管方案1的闭环系统是渐进稳定的,在求解控制策略时,不仅要求闭环系统渐近稳定,还在表4中我们分别报告了方案1和方案2的主要结果。无论在方案1的最优控制中还是在方案2的最优控制中,我们发现上述两个控制都形成负反馈,其特征根均为负值,最优控制策略为根据反馈增益矩阵计算的负的目标值的线性组合。具体到控制规律,观察图1和图2我们发现方案1和方案2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首先,在两个控制方案中,为使nlds2趋向控制目标,在开始阶段均需要较大的初始投入才能使其改变运行轨道,然后投入逐渐递减,在控制状态变量达到目标后控制变量也趋于0;其次,状态变量城乡收入差距y-y*经过最优控制很快趋于0,经济增长g-g*先提高后降低,且其趋于0的速度要明显落后于y-y*;最后,控制变量li即u(t)趋于0的速度最慢,在g-g*和y-y*趋于0一段时间后才趋于0,这可能是由于要将状态变量维持在稳定水平,控制变量需要多持续一段时间所致。上述特点也说明以寿险业发展li作为控制变量可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相对于方案1,我们在方案2中对状态方程A施加了闭环系统稳定度的影响,因此对代数里卡蒂方程的解、反馈增益矩阵、最优策略等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变化,这些变化只是体现在数值方面,相应的符号并未发生任何改变。需要指出的是,通过观察方案1和方案2的社会损失函数值和状态变量、控制变量趋于0的时间,我们得到以下三点差异:第一,调控时间存在差异,方案1实现整个NLDS2系统稳定需要27季度即7年左右时间,而方案2实现NLDS2稳定只需7季度不到2年时间,即“十三五”结束前就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调控的目标;第二,社会福利损失不同,方案1实现系统稳定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为21673,而方案2则需要79186,由数字可看出方案2造成的社会损失明显高于方案1;第三,控制力度存在差异,鉴于前文中的到开始控制的所需控制力度最大,就调控力度的绝对值而言,u(t)在方案1中始于253,而在方案2中u(t)始于920。鉴于上述差异,我们发现对NLDS2施加的闭环系统稳定α度的影响会造成控制时间缩短和控制成本提高的双重效果,即若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控制目标,必然要求更高的控制力度和社会福利损失。2.基于财险发展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最优控制在财险业发展影响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NLDS3中,我们仍然将城乡收入差距和GDP增长率的目标定为(y*,g*)=(2.5,7.5)。在财险业发展nli的作用下,我们将表2中NLDS3转化为。相对比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NLDS1,NLDS3表明在财险保费增长率nli的作用下,GDP增长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系统动态机制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dy/dt方程中由于显著性我们舍弃了y^2和gy两项,其余各变量只是系数发生改变,符号并未变化,并且GDP增长率仍然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其次,dg/dt方程多出了y^2一项,城乡收入差距对GDP增长率的影响通过y^2和gy两项共同起作用,由于符号不同,因此其总体影响也将根据所选择的数据有所差异;最后,nli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GDP增长率有积极促进效果,就其影响强度而言,li对g影响的程度要超过对y影响的程度。在表5中我们分别报告了方案1和方案2的主要结果。无论在方案1的最优控制中还是在方案2的最优控制中,我们发现上述两个控制都形成负反馈,其特征根均为负值,最优控制策略为根据反馈增益矩阵计算的负的目标值的线性组合。具体到控制规律,观察图3和图4我们发现方案1和方案2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首先,在两个控制方案中,为使nlds3趋向控制目标,在开始阶段均需要较大的初始投入才能使其改变运行轨道,然后投入逐渐递减,在控制状态变量达到目标后控制变量也趋于0;其次,状态变量城乡收入差距y-y*经过最优控制很快趋于0,经济增长g-g*在控制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其趋于0的速度要落后于y-y*;最后,控制变量li即u(t)趋于0的速度最慢,在g-g*和y-y*趋于0一段时间后才趋于0。上述特点也说明以财险业发展nli作为控制变量可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通过控制财险业发展nli能够实现y与g向预期方向调整。相对于方案1,我们在方案2中对状态方程A施加了闭环系统稳定度的影响,只有反馈增益矩阵中一个值发生符号的改变,其余部分的变化只是体现在数值方面,相应的符号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观察方案1和方案2的社会损失函数值和状态变量、控制变量趋于0的时间,我们得到类似NLDS2的三点差异:第一,调控时间存在差异,方案1实现整个NLDS3系统稳定需要80季度约20年以上的时间,而方案2实现NLDS3稳定只需9季度2-3年时间;第二,社会福利损失不同,方案1实现系统稳定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为21.87,而方案2则需要269,方案2造成的社会损失明显高于方案1;第三,控制力度存在差异,就调控力度而言,u(t)在方案1中始于2.8,而在方案2中u(t)始于46.5。因此,对NLDS3施加的闭环系统稳定度的影响也表明若需要缩短实现控制目标的时间,需要付出较高的控制力度和社会福利损失作为代价。3.基于产寿险结构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最优控制在NLDS2和NLDS3中,我们发现寿险业和财险业保费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最优控制系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在NLDS2中,寿险业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同时阻碍经济增长,而在NLDS3中,财险业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产寿险业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会对控制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我国产寿险业的发展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是否会对该控制系统产生相应的影响也是我们关心的重要问题。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造成我国产寿险的非均衡发展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类似“剪刀差”的互换位置的情况;改革开放后恢复保险业初期,我国保险市场缺乏寿险公司,财险业发展迅速,随着我国保险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寿险业与财险业逐渐开始均衡发展,在1996年左右,二者市场份额较为接近,而后寿险业发展开始超过财险业,二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这种情况直至持续到现在。上述问题实际上是我国保险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产寿险结构问题,正如前文中所显示的,通过寿险业和财险业控制NLDS系统实现最优控制都需花费较为高昂的控制成本,这一点在寿险业发展作为控制变量的系统中尤为明显,因此我们考虑把产寿险的协同发展作为控制变量的新思路。本文认为产寿险结构对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最优控制系统的影响存在显著影响,下面我们将产寿险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展开相应的研究。我们将产寿险结构定义为寿险业保费/财险业保费(istru),由保监会公布的月度积累数据,计算得到进入NLDS模型的季度数据。经单位根检验该变量为一阶单整变量,我们根据大部分变量5%的水平建立NLDS4模型,限于篇幅,我们不报告估计结果而直接给出NLDS4,EG统计量表明其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表明NLDS4为协整系统,GDP增长率、城乡收入差距和产寿险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产寿险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NLDS4中,我们仍将城乡收入差距和GDP增长率的目标定为(y*,g*)=(2.5,7.5)。城乡收入差距的系统动态机制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dy/dt方程中由于显著性我们舍弃了y^2和gy两项,其余各变量只是系数发生改变,符号并未变化,并且GDP增长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仍需取决于其数值高低;其次,dg/dt方程各项只是系数发生变化,符号并未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的提高有利于GDP增长;最后,istru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GDP增长率具有抑制效果,就其影响强度而言,istru对g影响的程度要超过对y影响的程度。这也表明如果产寿险之间业已存在的“剪刀差”持续扩大,即财险业发展继续落后于寿险业发展,造成istru上升,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阻碍经济增长;而如果财险业能够快速发展壮大,迎头赶上寿险业的发展规模,有效缩小其与寿险业的发展差距,则可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降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基于NLDS4,以2013年三季度(2.64,10.61)为控制起点,对次优目标方案进行最优控制。我们将控制策略设定依照前文处理方法。我们还引入方案2,考虑包含闭环系统稳定度的最优控制问题。在表6中我们分别报告了方案1和方案2的主要结果。无论在方案1的最优控制中还是在方案2的最优控制中,我们发现上述两个控制都形成负反馈,其特征根均为负值,最优控制策略为根据反馈增益矩阵计算的负的目标值的线性组合。具体到控制规律,观察图5和图6我们发现方案1和方案2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首先,在两个控制方案中,为使nlds4趋向控制目标,在开始阶段并不需要较大的初始投入就能使其改变运行轨道,然后并不是很高的投入逐渐递减,在控制状态变量达到目标后控制变量也趋于0;其次,状态变量城乡收入差距y-y*经过最优控制很快趋于0,经济增长g-g*在方案1的控制过程中一直下降,而在方案2中则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其趋于0的速度要落后于y-y*;最后,控制变量istru即u(t)趋于0的速度最慢,在g-g*和y-y*趋于0一段时间后才趋于0。上述特点也说明以产寿险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可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通过控制istru能够实现y与g向预期方向调整。相对于方案1,我们在方案2中对状态方程A施加了闭环系统稳定度的影响,所有部分的变化只是体现在数值方面,相应的符号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观察方案1和方案2的社会损失函数值和状态变量、控制变量趋于0的时间,我们得到三点差异:第一,调控时间存在差异,方案1实现整个NLDS4系统稳定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而方案2实现NLDS3稳定只需不到2年时间;第二,社会福利损失不同,方案1实现系统稳定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为3.072,而方案2则需要7.341,方案2造成的社会损失明显高于方案1;第三,控制力度存在差异,就调控力度而言,u(t)的绝对值在方案1中始于较低水平,且在整个控制过程中达到的峰值也并不大,仅为0.6,而在方案2中u(t)的绝对值始于5。因此,对NLDS4施加的闭环系统稳定度的影响也表明若需要缩短实现控制目标的时间,需要付出较高的控制力度和社会福利损失作为代价。对比通过控制寿险业与财险业发展来实现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系统达到目标状态的情况,我们发现通过控制产寿险结构的系统更为稳定,采用两种方案达到目标点的时间都较短,控制成本与福利损失也都较小。因此,在产寿险结构作为控制变量的控制系统中,两种控制方案都较为适合采用实现调控目标。

五、结论与建议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5篇

基于此,我们认为,要做好江西省等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业务外汇管理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管与放的关系。随简政放权力度的不断加大,随外汇管理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保险业务外汇管理领域的改革及各项工作亦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换角度说,即是要处理好管与放的关系。该管的应牢牢管住,该放的应一步到位。具体说,第一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应按照最新立法思路,对非法人保险机构市场准入放开,省级以下分支机构(含省级)市场准入原则上以备案为主。虽不再进行准入审批或核准,但应要求各级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第二是对保险机构开立外汇账户应予放开,即不再将保险机构外汇账户视同金融机构同业往来账户,而将其视作一般企业账户进行监管,纳入账户监测系统,由系统自动采集数据,外汇管理部门通过监测系统对数据进行监测。第三是重新设计保险监管报表内容,按险种、本外币等统计保费收入、赔偿、分保费等数据,报表应由各法人保险机构分地区(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统一报送,便于外汇管理部门监管。

二是处理好松与紧的关系。从目前外汇保险业务的监管现状看,外汇管理部门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含续办外汇业务)、外汇项下保险报表报送等,监管内容简单,监管手法落后,监督频率不高,现场核查低效,貌似日常监管工作都在进行,但其监管成效不够彰显,监管力度明显不够,概括地说,即是监管流于形式,过度宽松。今后的监管工作中,应坚持依法行政,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应尝试建立稳健有效的监管机制,加大调查研究力度,在充分掌握基本情况的前提下,实施松紧适度的监管策略。前不久,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了《关于调整保险外汇监管报表报送方式的通知》(汇综发[2014]64号),决定自2014年6月1日起上线保险外汇监管报表系统,同时调整保险外汇监管报表报送方式。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鉴于保险外汇业务报表已经实现网上报告,应要求保险机构提高报表报送质量,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及时。

三是处理好促与帮的关系。基于江西省等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外汇业务开展不甚理想或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应鼓励并督促保险机构大力拓展市场,积极争取客户,主动营销产品。以江西为例,截至2014年上半年,全省共计有进出企业超过5000户(进出口名录企业为5048户),但在江西省内保险机构投保的企业仅1000户左右(其中包括同一企业在不同保险机构投保),占比仅为五分之一不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既有企业因报关地在沿海发达地区故投保也在口岸保险机构投保,或因保费费率因素选择异地保险机构投保等因素外,也与内陆地区保险机构少、自身不够重视拓展市场有一定关系。作为管理部门应多与本地保险机构交换信息,互通情况,为内陆保险机构开展外汇保险业务提供便利及支持。

四是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近年提出的抓大放小的监管理念或思路,作为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的一项内容,保险业务项下外汇收支金额相对较小,理论上说可不作为管理重点。但我们理解,抓大并不是放小,放小更非放任不管,而是在日常监管监测工作中,合理调配监管力量和监管重点,保险外汇业务亦莫能外。而在对保险外汇业务进行管理或监管的时候,也应抓住重点,抓住要害,发现隐患,控制风险,如重点监管业务量大的保险机构或业务,且应注重通过非现场监测,及时发现保险项下异常外汇资金收付行为及外汇业务,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应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迁就。

五是处理好教与罚的关系。在监管工作中,应辩证理解并妥善处理好教育引导与检查处罚之间的关系,关注面、抓住点、把握度。对过往存在的因政策理解偏差导致的轻微违规行为,或者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或者出于尊重客观规律的考虑予以“赦免”,具体包括:虽经上级公司授权但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开展业务或者以自身名义开展业务(展业除外);未经批准以上级公司名义展业但以自身名义开立外汇账户且直接收取外汇保费;外汇保险承保、理赔的收付币种不匹配,以外汇收取保费、以人民币支付赔偿的行为;未充分注意原《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的有效期,未在到期前规定时间内向外汇局申请继续经营外汇业务以及遗失《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等。上述行为虽违反现有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法律法规,但从发展和长远看,对该类性质尚不算严重、或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违规行为,建议主要以批评教育为主。但对屡教不改、屡查屡犯的则应依法予以处罚。

二、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业务外汇管理定位

综上所述,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业务外汇管理应找准定位,主动作为,正确及准确履行好外汇管理职能。就此,特提出以下改进意见及建议,具体说则是建立“五项制度”:即通报制度、会商制度、培训制度、核查制度、评价制度。上述一整套制度形成的机制,也可理解为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业务外汇管理的基本定位。一是建立定期通报制度。以适当方式建立定期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具体可考虑建立辖内保险机构相关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也可考虑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如设立网站、QQ群及微信公众账号等),对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政策法规进行宣讲,对辖内对外贸易企业情况、进出口情况及其他对外经贸合作情况进行通报,使保险机构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政策法规及相关资讯,便利其正常开展或经营外汇保险业务。联席会议从频次上可考虑最少每年一次(或每半年一次),轮流由各保险机构分别负责组织实施。

二是建立定期会商制度。横向可考虑与相关部门(如保险监督、商务、海关、银行等)共同建立会商制度,交流上述部门间涉及保险外汇业务的内容及其他相关内容,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作,协调解决保险机构在开展保险外汇业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难题,促进保险外汇业务健康稳健发展;纵向可考虑建立保险机构同业间(亦可扩大范围至企业)的外汇业务研讨制度,由外汇管理部门牵头或联合当地保险监督部门共同开展工作。会商及研讨可每2年分别轮流进行一次。

三是建立定期培训制度。为保证保险机构全面准确理解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政策法规,保证保险机构外汇从业人员(包括管理人员)严格认真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可考虑建立定期培训制度。集中或分期分批对相关人员有针对性、有区别地进行政策业务培训,并由其自主组织相关政策法规测试,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外汇管理部门可协助其进行开展此项工作,包括协助命题、协助阅卷等。测试结果可提请保险机构在对其从业人员安排岗位时作为参考依据。测试原则上可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

四是建立定期核查制度。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根据依法行政的要求,建立对保险机构开展外汇业务的定期核查制度。鉴于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机构外汇业务量小、机构不多的现状,可考虑在一定周期内对部分机构进行现场核查。如确定在某一个周期内(如3年或5年),原则上必须对所有保险机构进行一次现场核查,如是,则可基本确定每年对一定量的保险机构进行一次常态的现场核查。如非现场核查发现重大问题,则可不受此限制。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6篇

一是被保险人。如果保险公司出现资金短缺等问题无法赔付被保险人的保单,给被保险人带来损失,保险业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将受到影响。尤其对企业而言,其保单的无法赔付可能造成资金短缺、企业乃至社会的贷款意愿相对降低、原有的一些银行贷款无法归还等问题,继而给整个金融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二是资本市场。由于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大,保险业承保利润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扩大保险资金运用范围,提高资金运用收益率,冲抵承保业务亏损,提升经营业绩,已经成为大多数保险公司的选择。随着越来越多的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对保险公司盈利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更多的保险公司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如果这些保险公司由于偿付能力不足,受到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评级单位的压力,不得已在价格下降时出卖资产。再假如保险公司拥有众多此项资产,将会造成价格不断降低,很可能引起资本市场波动,进而影响金融稳定。三是银行。近年来,银保合作业务发展迅猛,已成为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务发展的第二大主渠道,风险传导不容忽视。比如银保产品发生销售误导,也将可能给银行业信用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带来挤兑风险。四是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公司在我国的发展已构成事实上的混业经营。而混业经营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交叉性风险。比如集团内部各个经营主体共用相同资本,或利用多头监督管理机制产生的监管真空实施监督管理套利,都将会造成部分风险超出监督管理的视线等。

二、我国保险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我国保险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宏观审慎分析,以识别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政策选择,以应对所识别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宏观审慎工具运用,以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目标。

(一)宏观审慎分析宏观审慎分析是根据我国经济、金融的特点,确定分析指标,通过压力测试等方法,对宏观经济周期的趋势和保险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作出判断。具体可以从保险业稳健性状况、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稳健性状况分析主要是通过保险业发展指标、市场结构指标等来综合分析保险业整体稳健性,以及分析宏观经济与保险业的相互影响,主要关注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利率和汇率的变化以及巨灾事件可能引发保险公司破产等。监管情况分析主要是分析我国制定的有关法律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制度、准则、政策是否有效、完备等,是否能够很好地防范保险业风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分析主要是看保险业运行所处的法律法规、政策环境、会计准则等是否健全,是否有利于保险业健康发展。

(二)宏观审慎政策选择宏观审慎政策选择是指针对潜在系统性风险选择相应的政策措施。宏观审慎政策选择主要考虑三方面内容:一是针对各类顺周期效应,采取逆周期行动。保险业的顺周期效应主要表现为保险业务的顺周期效应和“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保险业务的顺周期效应又主要体现在承保和投资业务的顺周期效应。在经济繁荣和衰退阶段分别制定不同的风险计量模型和风险参数,使得模型和参数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二是针对跨行业风险方面,考虑不同保险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确定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范围,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保险机构制定严格的规则,或收取系统性风险监管费以及额外费用。由于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多地源于单个机构共同风险暴露,针对跨行业风险的规则可能是临时性的,并随时间调整,因此应对顺周期和跨行业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清楚区分。三是针对保险体系的结构特点,研究限制风险承担和增强保险体系抗风险能力的措施。包括:偿付能力要求,控制保险业规模、集中度、保险业务范围等监管标准,对保险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等等。

(三)宏观审慎工具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并非由某一机构单独掌握和运用,而是由中央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财税部门等不同部门分别掌握和实施。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服务于宏观审慎目标的微观监管工具,如偿付能力、流动性监管要求。第二类是降低系统性风险的专门工具,如防止问题保险机构保险责任的自然终止、提高资本和偿付能力要求等。两类工具都有时间和跨行业两个维度:时间维度的政策工具旨在解决利率和股价周期性波动所产生的财务影响,以及顺周期性;跨行业维度的政策工具旨在解决关联性和溢出效应所导致的脆弱性。

三、推动我国保险业宏观审慎监管的对策

(一)强化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在国务院导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三定”方案对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进行了具体化,其中包括:“综合分析和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同时,人民银行还肩负着作为保险公司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因此,针对目前保险业风险出现的新特征和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等其他金融业间传染渠道的拓宽,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为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人民银行应该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领导作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宏观审慎分析,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及变化,建立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指标,逆周期调节指数,以作为保险机构行动指引。

(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2013年在国务院的批准下,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了一行三会部际联席监管协调机制,进行统一金融监管,这是我国金融监管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突破,有助于提升监管效率。然而,这种协调机制仅仅是上层设计,在具体执行时,存在诸如缺乏有效的约束力、缺乏数据共享平台、监管宽容等问题,仍难以有效消除监管真空和杜绝监管套利等想象,同时由于监管信息不能顺利地从监管当局向人民银行传递,一定程度上阻碍人民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和研判。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金融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真正实现宏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衔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为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打好体制基础。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7篇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保险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会对保险市场的有序竞争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对保险业经营风险的分散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研究单元为基础对其差异性进行分析。本文以《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所划分的八大经济区域为依据,从保险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及水平三方面分析2003—2012年10年间全国各地区保险业发展的差异性,并提出了区域保险业发展的具体建议。

二、分析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分析方法

全距是指总体各单位某变量数列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也叫极差,其公式为:R.=Xmax-Xmin。全距计算简便,意义清楚,在分析区域保险发展差异中可以直观反映现实的最大差距。但全距也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标准差用平方的方法消除差的正负号,比平均差更能准确反映变量数列之间的集中程度,符合代数的运算,所以在统计工作中被广泛运用。变异系数是指总体各单位某变量变异程度的相对数,是绝对差距与其平均值之比,反映某一指标在不同空间的不同水平数列的标志变异程度,或反映某一指标在同一空间的不同时间指标数列的标志变异程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保费收入、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为指标,对八大区域的保险业发展差异进行分析。各区域的保费收入根据区域内所包含的省市的保费收入加总得到;各区域的保险深度为整个地区的保费收入总和除以地区GDP得到;各区域的保险密度由各地区保费收入总和除以人口总和得到;各区域的保费增长速度由区域内所包含的省市总体保费的增长速度计算得到。文中数据均根据2004—2013年度《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三、八大区域的保险发展差异分析

(一)区域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比较

保费收入可以直接反应保险业的发展规模。从表1可以看出,自2003年以来我国八大区域的保险规模有明显差异。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之间的差距很小,但与其他区域的差距逐渐扩大。2012年,两区域保费总收入占全国保费总收入的40%左右。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四个区域的保险规模相差不大,各自保费收入约占全国的12%左右,与保险规模发展最好的北部沿海与东部沿海的差距基本保持稳定,只是在2009年后差距有所拉大,2011年南部沿海、黄河中游与北部沿海、东部沿海的差距略有减小,但2012年差距继续增加。东北地区保费规模与其他区域没有明显的相似处,高于大西北,约为发展最好的东部沿海的36%。东北地区在2003—2004年保险规模与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等四区域相差较小,然而,在之后的八年间,差距却持续扩大。保费规模最小的则是大西北,仅约为发展最好的东部沿海的15%。八大区域的保险规模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四大块,这正好与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开发战略”所代表的经济区域相符。本文将运用保费收入增长速度来衡量各区域保险的发展速度。在八大区域中,北部沿海保费收入增长速度波动最大。2005年其增长速度最快达到了31%,相比而言,2006年几乎没有增长,2007年又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究其原因,主要归结为2005年中意200亿保险大单,使2005年北京市保费收入快速增长,进而影响到北部沿海的保费收入情况;尽管2006年保费收入持续增长,但相比2005年的大幅增长而言,其增速可以忽略不计。2008—2012年,北部沿海的保费收入增长呈现“长—降—长—降—长”趋势,但总体呈现增幅下降趋势。这说明,经过快速扩张时期后,北部沿海的保险业发展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9年八大区域增长速度相差不大,大致在10%~20%间,其中北部沿海最高,南部沿海最低。2007—2009年,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大西北、东北地区的保险业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传统的保险业发展良好的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但2010—2012年,各大区域保费收入增长不同程度地出现稳中有降的趋势。总体而言,2004—2012年,八大区域的保费收入增长呈现出了这样的趋势:2004—2008年各大区域基本属于稳步上升,2009年迅速回落,经过2010年部分地区的小幅度回升,2011—2012年各大区域不同程度地出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各年保费收入的全距在不断的扩大,说明各区域存在绝对差距扩大的现象,特别在2007—2009年,全距扩大明显;2010—2012年,保费收入全距扩大的趋势有所下降。而从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来考察,标准差也在不断扩大,说明各区域保费收入的离散程度越来越高,差异性增加。不过,变异系数总体上在缩小,说明相对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且各区域间的差异程度并没有异常变化。

(二)区域发展水平比较

保险业区域发展水平可以用各区域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来衡量。从保险密度看,2003—2012年,八大区域均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上升趋势明显,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呈明显扩大趋势,这与这些地区保费收入规模很大、但常住人口数量相对较小有关。东北地区虽然保险发展规模相对较小,但由于常住人口少,保险密度仍然排第四。长江中游、大西北和西南地区则相差无异,排在最后几位。从保险深度看,由于全国保险深度差距相对较小,八大区域在2003—2007年都保持在2%~3%之间。但到了2008年,数据发生明显变化:除大西北有所下降外,其他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特别是长江中游涨幅最大,达3.80%。2009年,大西北的保险密度猛烈回升,相比2008年,涨幅高达3.5倍;而长江中游则迅速回落,并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其他六大区域在2009年平稳中少量上升。总体而言,2010—2012年期间,八大区域均呈现稳中略有下降的趋势。在保险密度方面,各区域间的标准差不断扩大;说明各区域保险密度之间的差异在扩大;但是保险密度的变异系数相对稳定,反映出区域间保险密度的差异并没有异常变化。在保险深度方面,各区域间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都很小,说明各区域的保险深度之间的差异不大,而且这种差异还有缩小的趋势。

四、政策建议

1.加大对保险业发展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促进保险业与当地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

为促进保险业发展落后地区发展,保险业监督管理机构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大对这些地区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例如,通过降低落后地区保险市场的准入门槛、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等,鼓励新的市场主体进入,促进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市场竞争,提高市场主体的运营效率。此外,保险行业还应以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为导向,积极发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例如,针对国家提出的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的工作部署,保险行业应在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积极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民生保障作用,维护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生态平衡,促进当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2.以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为导向,研发适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险种。

例如,在北部地区和黄河中游,重工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发达,应注重开发相关的工程保险、意外事故保险等产品。在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港口众多,对外经济在当地经济中占重要比例,应注重开发港口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等产品。在高科技发达的长江中游,应注重开发科技保险。在旅游资源丰富的西南和大东北地区,可以开发旅游保险、人身意外险等与发展旅游事业相关的产品。而在西部各地区,要紧紧抓住加强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调整农牧业结构的有利时机,围绕农牧民及农牧业发展研发适合的农业保险、小额保险和工程保险,提高农牧民生产生活的保障水平,促进农牧业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在具体的险种中,例如寿险中,各区域对传统险、分红险、投资险的选择上,经济较发达地区投资型产品比例可适当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传统险可低于欠发达地区。产险中,经济发达地区应注重开发责任保险和信用保险,而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自然灾害严重地区,农业经济通常占主体地位,因而要开发农业保险、农民医疗、养老保险等产品,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险保障。

3.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特点定位不同的目标市场,发展区域性保险公司。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区域性保险公司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特点定位不同的目标市场,可以更好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区域性保险公司运用积累的保险基金优先支持地方重点工程建设,可有效缓和地方经济发展与建设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进而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当地政府的支持又会对当地保险事业的发展产生反作用,从而形成保险业与当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在当地设立区域保险公司还可有效避免外地注册的保险公司在当地吸纳资金,增加当地的税收收入,并进一步利用保险公司低成本融资的特点进行再投资,盘活当地资金,增长税收含量、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者:田乾金怀玉胡宏兵单位:安徽科技学院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第二篇

一、保险业结构的竞争效应和匹配效应

(一)保险业结构的竞争效应

所谓保险业结构的竞争效应是指保险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竞争指合法、有序、公平和积极的竞争。保险行业集中度的降低、保险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强、中小型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增加,将会推动保险公司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保险产品和服务,进而更好地维护家庭、社会和金融系统的稳定,促进储蓄转换为投资和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即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一种市场形态。虽然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但只要市场在向完全竞争市场的方向调整,那么其资源配置效率就会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也会趋于最大化。保险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强、行业集中度的降低以及中小型保险公司市场份额的上升实际上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消费者福利趋于最大化的过程,因而会显著地促进经济发展与增长。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保险业在金融行业中是唯一拥有逆经济周期特性的部门,也就是说当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时,失业增加、消费萎缩、产品滞销、资产价格缩水,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此时保险部门可以帮助企业转移和分散经济周期风险,在损失发生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进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因此,保险可以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保护经营良好的中小企业,维护市场竞争,抑制垄断,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保险业逆经济周期的特性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广泛赞誉,因为它有反垄断的天然取向。保险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强可以更好地帮助消费者和企业平抑经济周期,保护中小企业,抑制垄断,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在我国,保险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强实际上指的是非国有保险公司市场份额的上升和国有保险公司市场份额的下降。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不清晰、权责不明确、监督不完善、管理人员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等原因,导致其运营效率要低于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非国有企业。因此,非国有保险公司市场份额的上升从整体上提高了整个保险部门的行业运营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与增长。从企业规模的角度来看,保险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在我国实际上就是指中小型保险公司市场份额的提高。依据林毅夫(2006)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假说可知,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最优产业结构,而最优产业结构又决定了“最优金融结构”。当前,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核心特征依然是劳动力资源禀赋相对充裕,而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精神资源禀赋相对稀缺。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决定了中国当下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不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规模一般都较小,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中小型保险公司在为中小型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时拥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小型保险公司市场份额的提高符合中国当前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金融结构”的要求,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

(二)保险业结构的匹配效应

所谓保险业结构的匹配效应是指保险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匹配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经济发展与增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是以中小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而且该地区的保险业以地方性的中小型非国有保险公司为主,那么这种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匹配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与增长;相反,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是以大型甚至是超大型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而且该地区的保险业结构是以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为主,那么这种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匹配就更有利于该地区经济发展与增长。简而言之,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所要求的“最优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经济效益就是匹配效应。匹配效应的本质在于不断深化和精细化的社会分工。换句话说,具有不同规模的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保险公司在为不同地区的消费者或企业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时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不同的。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在为国有企业和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消费者提供保险服务时拥有比较优势;相反,地方性、中小型和非国有保险公司在为非国有企业和较为发达地区的消费者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时拥有比较优势。依“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假说的基本逻辑,并结合保险业的行业属性和特征,本文进一步提出“最优保险业结构”假说。“最优保险业结构”不是“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简单延伸,而是对其内涵和外延都进行了拓展。能够满足地区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对保险产品和服务需求的保险业结构,就是“最优保险业结构”。最优产业结构决定了“最优保险业结构”,而最优产业结构内生于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因此“最优保险业结构”内生于地区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点是不同的,所以“最优保险业结构”也会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而变化。如果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核心特征是劳动力资源禀赋充足,而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禀赋稀缺,那么该地区的最优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辅。一般来说,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公司规模都较小,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财务信息不透明。在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时拥有比较优势的是地方性、中小型和非国有保险公司,而不是大型、全国性和国有的保险公司。

因此,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核心特征是劳动力资源禀赋丰富,而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精神资源禀赋不足,那么由此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所进一步要求的“最优保险业结构”是以地方性、中小型和非国有保险公司为主。反之亦然。此外,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符合该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要求,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必然朝着最优的方向发展,并逐步进入发达地区的行列。发达地区的消费者对保险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更高。而地方性、中小型和非国有保险公司在提供个性化和多样化保险产品和服务时拥有比较优势。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该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所要求的“最优保险业结构”是以地方性、中小型和非国有保险公司为主。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虽然中国经济历经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核心特征依然是劳动力资源要素相对丰富,而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精神资源禀赋相对稀缺。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当下的中国依然是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不是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就不重要。随着中国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禀赋的快速积累,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但是,当下中国的最优产业结构仍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辅。中小型、地方性和非国有的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小保险公司)在为中小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时拥有比较优势;相反,大型、全国性和国有的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大保险公司)在为大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时拥有比较优势。此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过招商引资、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减免土地使用费、获得优惠贷款等措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该产业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要求。因此,当下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就是东部沿海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是最大的受益者,该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30年内得到巨大的提高。由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东部地区消费者对保险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最大。为了生存,中小保险公司有更大的动力去创新并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因此,中小型、地方性和非国有的保险公司在满足东部地区消费者对个性化、多样化保险产品和服务需求时拥有比较优势。当前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情况印证了上述观点。为什么中小型保险公司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时更有效率和比较优势?首先,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中小型保险公司在为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时,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引起的逆向选择,降低道德风险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点就是企业规模较小、信息披露较少、治理结构不完善、财务信息不健全、抗风险能力较弱、对企业的创始人有极高的依赖和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等。这些特征表明想通过一些外化的硬性指标来掌握企业经营状况是很难的,也就是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当保险公司在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时,很容易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与大保险公司相比,中小保险公司在控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因为中小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往往集中在某一个地区,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且对本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及企业主的经营能力、道德修养有着较全面的经验认知。这些经验认知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部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小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选择大保险公司还是中小保险公司为合作伙伴之时,也更愿意选择后者为其提供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因为与后者合作,一可以拿到性价比相对较高的保险合同和服务;二可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三可以在风险发生时更及时地得到损失补偿。其次,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中小型保险公司为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可以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为了有效防止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保险公司的重要职责就是要全面彻底地了解客户,但实际上不管保险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消除信息不对称。那么,在获取同样多的客户信息时,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成为保险公司的重要目标。如上文所述,由于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信息不透明、对创始人依赖极大,因此获取这类企业的公司治理信息成本极高。与之相比,从大公司获取同样多的信息所需要的成本要低得多。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大保险公司更愿意为大公司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中小型公司。当然,并非中小保险公司主动放弃为大公司服务,而是大部分情况下大公司不愿意与中小保险公司合作。这主要是由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所决定的。对中小保险公司而言,其对本地中小型企业及其经理人能力和诚信信息的长期积累和经验认知,将帮助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成合作。最后,从公司激励机制来看,大保险公司有动力去积累大企业的经营信息;而中小保险公司则激励员工积累中小型企业的经营信息。客户信息可分为两类:一是“刚性信息”;二是“柔性信息”。

所谓“刚性信息”是指有客观评价标准且不因传递链条长而失真的信息,如企业的厂房、设备、资产负债表等。“柔性信息”是指缺乏客观评价标准且在传递链条长时很容易失真的信息,如企业家精神、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情况等。获取大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刚性信息”较为容易;而获取中小企业的“刚性信息”则要困难得多。我国的大保险公司存在较长的委托链条,客户的“柔性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很容易失真。拥有不失真的客户信息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为了克服委托链长引起的信息失真问题,大保险公司喜好拥有“刚性信息”的客户,而不是拥有“柔性信息”的客户。中小保险公司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小保险公司在为发达地区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时拥有比较优势。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说,中小保险公司在解决由保险产品和服务个性化、多样化引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由于很多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保险标的物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因而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小保险公司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拥有比较优势,因为它长期关注和积累的是被保险人的关键私人信息,如存款信息、能力信息和诚信信息等。中小保险公司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运营管理效率,增强创新能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对保险公司而言,最好的创新莫过于不断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发达地区消费者风险和保险意识强,保险需求复杂程度高、变化快,这为保险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和机会。规模较小的公司更能感知市场变化,转型也更容易。同时,对中小保险公司来说,以创新产品和服务拓展市场既可以避开直接竞争,又可以获取稳定的收益。因此,中小保险公司的基层业务人员有更大的动力去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保险产品和服务。

二、结论

保险业论文范文第8篇

企业声誉是企业过去一切行为和结果的综合体现,这些行为和结果反映出企业向其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出的能力[7]。企业的声誉深深植根于企业价值创造和经营活动的各个层面。因此,可以通过构建声誉的价值支持系统和保险业的价值链模型,来确定企业声誉价值的影响因素。

(一)声誉的价值支持系统保险业声誉价值的实现需要外部价值活动及内部价值活动的支持,而外部价值活动与内部价值活动对声誉都有特定的影响路径,因此,通过分析内、外两条影响路径来对声誉价值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外部路径即外部价值认知(利益相关者的感受),是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企业声誉定义的一方面是最广泛利益相关者群体所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对企业的一种情感反应和理性认知构成的态度结果[8]。内部路径即内部价值活动(企业的行为),是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把声誉价值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声誉的价值属性是通过公司价值链上一系列价值活动而加以实现的,价值活动对声誉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由于企业价值支持系统的各个部分是一体的,不论是从保险业内部路径出发确定的影响因素,还是从外部路径确定的影响因素都是一致的。图1为保险业声誉的价值支持系统。良好的声誉有着明确的价值体现[9]。企业内部价值活动支持着外部价值认知,企业只有在价值创造和经营的各个环节做好,才能使顾客对企业有积极的印象,它能有意地提高声誉价值。而外部价值认知对企业价值活动具有导向作用,良好的声誉会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10]。由此可见,可以依靠内部价值活动和外部价值认知来支持声誉价值的实现。

(二)保险业价值链模型AndrewHarding曾建议企业要认识到声誉的关键是在于企业的行动。企业的各种行为才是声誉的根本来源。可见企业的内部行为会对声誉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根据声誉的价值支持系统,本文主要选择从内部影响路径即内部价值活动出发来研究保险业声誉价值的影响因素。迈克尔•波特在1985年从制造业的角度提出了企业的价值链模型,波特把企业的价值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保险业属于特殊金融服务性行业,其价值链中的各项价值活动与波特制造业的价值链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根据波特的价值链模型并结合保险业的特征,把保险业的价值链分为三个环节:价值创造、价值经营以及价值实现。价值创造对应于波特价值链中的基础活动,是保险业的产品或服务在实质上的创造,包括产品开发、展业、承保、理赔和投资;价值经营是辅助基础活动的支持性活动,并不直接参与保险业的价值创造,涉及企业的内部控制、财务管理和战略管理;价值实现是顾客的声誉感知,即实现声誉价值。企业的声誉价值是附着于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的价值。保险业的一系列价值活动都是为实现顾客的价值而服务的[11]。保险业的价值链模型体现了保险业声誉价值实现的全过程。价值链模型如图2所示。

二、保险业声誉价值的影响因素

(一)声誉价值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基于保险业的价值链模型,找出保险业声誉价值的影响因素。保险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市场占有和投资绩效都会对企业声誉产生影响。而在价值经营过程中,企业的工作环境、风险控制能力、社会责任披露程度、人力资源、财务的稳健性、盈利能力以及战略管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保险业的声誉价值。声誉源于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产品与服务充当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桥梁[12]。保险业的产品种类和质量、承保和理赔时的服务态度等,是和顾客切身利益最相关的因素,会对顾客的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进而使顾客从整体上认识并对公司进行评价,消费者对声誉好的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更高的感知价值。在保险公司里,退保率可以作为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质量的考核指标,一般来说,退保率过高将会对保险公司声誉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保险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展业和承保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市场占有。市场占有大的企业,往往能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大的企业肯定强,因此很少出现有损形象的事件。市场占有可以通过该公司的市场份额进行衡量,即企业的承保总额在整个保险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直接反映了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对公众的满足程度和该公司在保险行业中所处的地位[13]。市场份额越大,企业的控制能力越强,同时也表明企业的经营能力、竞争能力越强,而这一系列的因素将提高企业的声誉价值。在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和支付保险赔款之间存在时差,因此将会利用闲置资金来进行投资,投资回报是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保险公司的最终目标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投资绩效将成为公司是否“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强的公司自然而然地将为企业的声誉价值加分[14]。投资绩效的好坏可以通过投资报酬率来进行衡量。价值经营过程中的工作环境主要是包括员工的待遇、补贴及各项福利、奖励制度以及培训机会等。不管在哪一个领域,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公司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对吸引人才至关重要,对员工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积极性有直接影响。因此用员工年平均工资与营业收入的比例对工作环境进行衡量。在当今日益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下,对于以风险经营为特征的保险公司而言,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将关系到保险公司能否安全地进行承保、理赔和投资等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风险控制能力强的企业能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从而在市场上赢得很好的声誉。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可以用偿付能力充足率来衡量,即保险公司应当具有与其风险和业务规模相适应的资本。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其是否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尽管利益相关者不能从这方面获得直接的物质财富,但却能让利益相关者看到企业的发展前景并给其带来精神上的鼓励,这是保险业价值经营过程中的更高境界[15]。一家透明程度很高的公司,必定会赢得公众的信任,提高声誉价值。本文通过对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中的有关社会责任部分或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详细程度赋值。全面的社会责任披露应该包括股东责任、客户责任、员工责任、合作伙伴与行业责任、环境与社会责任,披露完善并有数据支撑的得2分,有记录但不完善的得1分,没有提及的记0分。最后算出各保险公司的分值,这个分值不仅仅反映了保险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同时也是公司信息披露程度的一个标志。人力资源,关系着一家企业的整体素质,工作人员的素质将会对企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一家集聚各种高素质人才的公司必定会有完美的内部运作、理想的业绩,并能得到公众的青睐。由此推测人力资源对企业声誉价值的实现存在一定影响。保险业是高负债行业,保持财务的稳健性,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对维持良好的公司声誉和持续经营,防范财务风险有重要意义。财务的稳健性可由负债经营率来衡量,表明债权人投入的资本受到股东权益保障的程度。股东权益回报率可以用来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公司的吸引力。公司的战略管理决定了企业发展的高度。公司定位是战略管理的关键,是进行规模化战略还是差别化战略,对公司发展路径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营销人员数量的多少则能反映出公司是否实行规模化战略,规模化的大小与公司影响力息息相关,声誉价值的提高或降低将会在这种影响力中得以实现。对于保险业的声誉价值而言,并没有特定的量化指标。本文从和讯榜单中获得了年度最受信赖保险公司的排名情况及投票情况,用每个保险公司的投票率来代替保险公司的声誉价值。投票率高的公司得到公众的认可程度越高,声誉就越好。评选规则是公开、公平、公正的,采用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定相结合的方式,网友投票、专家评审、媒体评审和微评审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0%、30%、30%和10%,投票结果具有很高的准确度、代表性和权威性。综上所述,保险业声誉价值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如图3所示。声誉价值是公司价值战略的核心,不仅体现在保险业的各个价值活动环节对声誉价值产生影响,同时也是公司价值增值环节的纽带,声誉的价值属性将优化和重构价值链,优化后的价值链上的价值活动将进一步影响公司的声誉,形成“价值创造、价值经营—价值实现—价值创造、价值经营—价值实现……”的良性循环[3]。并且根据乘数—加速原理知,保险业的价值循环速度将不断增加[16]。

(二)声誉价值的影响因素的定义1.研究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占有、投资绩效、员工的年平均工资、偿付能力、社会责任披露程度、员工素质、盈利能力和营销人员数量分别对保险公司的声誉产生正向影响。而退保率和负债经营率对保险公司的声誉产生负向影响。2.变量定义(见表1)

三、保险业声誉价值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保险公司选取本文根据市场份额,选取了2009—2011年平均市场份额排名前25的寿险公司。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退保率几乎为零,无法衡量保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因此本文只选择25家寿险公司。

(二)数据收集本文数据来源有以下3个途径:(1)2009—2011年《中国保险年鉴》中的统计数据。(2)25家保险公司2009—2011年的年度信息披露中的数据。(3)部分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

(三)模型选择本文应用stata操作软件,选择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1)为个体效应模型,zi为不因时间而改变的解释变量,xit指可以因时间和个体而变的变量,ui+εit为复合扰动项。并且假设{εit}独立同分布且与ui没有相关关系。(2)为混合回归模型,xit不包括常数项,并且假设所有个体都拥有完全一样的回归方程。面板数据中横截面的维度为25(25家保险公司),时间维度为3(2009—2011)。应用面板数据可以解决遗漏变量的问题,并且由于样本容量大,可以提高实证结果的精确度。

(四)实证结果评价在对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随机效应模型是最合适的。Breusch和Pagan提供了一个检验个体效应的LM模型,其原假设为“H0:σu2=0”,而备择假设为“H1:σu2≠0”。如果拒绝H0,则说明原模型中应该有一个反映个体特性的随机扰动项ui,而不应该使用混合回归,反之亦然。因此,进行LM检验,从结果中的P=0.0024可知,LM检验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认为在“随机效应”与“混合回归”二者之间应选择“随机效应”。OLS、FE_robust、FE_TW、RE、BE分别表示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随机效应、组间估计量模型。从表2可以看出,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对系数的影响不大。总体来看,不同估计法得到的系数估计值的差别不是特别大,因此可以基本认为是存在一定稳定性的。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对因变量声誉价值和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3。从各影响因素的t值和p值来看,除了投资绩效X3、人力资源X7、发展战略X10对应的p值大于0.1外,其他的均小于0.1,其中工作环境X4可以近似认为是显著的。说明除了投资绩效、人力资源和发展战略以外,产品和服务质量、市场占有、工作环境、风险控制能力、社会责任披露程度、财务稳健性、盈利能力对保险业声誉都有显著影响。并且市场占有、社会责任披露程度和盈利能力对声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环境、风险控制能力和财务稳健性对声誉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作环境的影响方向与预期不符,可以认为越好的待遇和福利越容易滋生起工作人员以外的公众的不满,使公众对该行业的高利润产生怀疑。但是风险控制能力对声誉的影响方向与预期不相符,这可能是由于数据是否完整的原因造成。确定了影响声誉的各影响因素后,就需要对影响程度进行分析。根据各自变量的偏相关系数来确定影响程度,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影响程度也就越大。表4则是各影响因素对声誉影响的重要程度的结果。分析表4可知,对声誉影响的重要程度依次为:市场占有、社会责任披露程度、盈利能力、工作环境、产品与服务质量、财务稳健性。

四、价值链视角下提升保险业声誉价值的战略选择

塑造和提升保险业的声誉价值,需要保险公司从自身价值实现的各环节出发,建立以声誉为导向的企业文化。

(一)注重价值创造,打造良好价值基本面产品和服务质量是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迫在眉睫。首先,保险公司应建立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树立产品质量是一切交易的基础的理念,并且把“服务至上”作为保险公司的核心理念。其次,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高素质的员工不仅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热情、敬业、诚实守信的品质也将会消除营销欺诈、理赔难等现象。再次,积极处理投诉案件并重视客户满意度调查,并且根据客户满意度调查的结果,对运作过程进行有效调整和管理。最后,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可以提供类似健康卫生咨询等的延伸服务。与此同时,公司应积极开拓市场,通过增加产品数量、增加分支机构、增加营销人员来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在使公司变“大”的同时,还要注意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各方面“质”的提升,只有这样,公司才会真正赢得市场份额,实现声誉价值。

(二)完善价值经营,优化价值实现环境企业社会责任是提高声誉的关键。因此,保险业可以从慈善责任、环境责任、员工责任以及客户责任等方面入手,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积极参加各种慈善事业。注重环境的保护,积极履行可持续发展。重视员工的幸福感,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为员工的自身发展提供一定的平台。对于顾客而言,企业应严格保守顾客的个人信息,为顾客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完善保险业的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保险业信用信号的传播,实现市场的透明与规范,从而减少保险业的营销欺诈、骗保等行为[17]。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尽量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积极且定期地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提高财务管理的能力对公司来说也至关重要,健全企业内部约束制度和风险控制机制,提高企业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健全财务构架,促进组织结构合理化;建立财务监督机制,对财务活动进行严格约束;完善保险业内部控制体系,提高风险防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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